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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逍遥无弹窗 汪伪“新经济政策”下的上海日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8-02-08    编辑:dede58.com

 

1941年12月9日,偷袭珍珠港得手次日,日军就开进了上海租界。工部局贴出告示:禁止市民囤积一个月以上的米粮和煤。同时,埠上各家银行明令限制提存,规定每户每三日最多只能提取存款伍佰元旧法币,为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储券”的全面流通铺路。

汪精卫政权的“新经济政策”甫一登场,就被认为全操之于日人之手。孤岛时期的经济,由此从通胀带来的“畸形繁荣”走向自食其果的泡沫破裂。这一为大陆史学界广泛采纳的论调,最初的发轫或可追溯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初版于1945年的长篇报道《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他进而分析,汪政权的种种措施“目的在于收缩银根,防止物价上涨”,但事与愿违,“再也不会有人肯把活钱送到死库里面去了。”

上海五金店职员颜滨的当年日记在2015年出版,名为《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观察样本。就在各大银行代发汪伪“中储券”代替国民政府法币的最初几天里,他记录“这几天,三百六十行中又多出了一行”,因中储券兑法币的汇率连日上涨了三成,钱庄以高于官定兑换价一成的汇率吃进法币,“而每人可向储备银行调换三百元,不需贴水,因此若一人能调换来的话,可净挣三十元”。靠着食新币发行的“利差”,计算着过日子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小捞上一票。

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名人回忆,比如陶菊隐、陈存仁、朱子家(金雄白)等人的述录多为事后追记,且涉笔日伪人事要么有意避“落水”之讳、要么难脱“自辩”之嫌,多有曲笔。这位留下16本厚薄不一的日记的作者,当年是一位由甬来沪、想要在城市立足的商业学徒。他在如“流水账”般记下七十年前日常生活的点滴时完全没考虑日后的公开,因而全无掩饰之词,为后人体察当时生活的真实情态,洞悉在时流中演变的人心,提供了另一个声部的证词。

数字“疯狂”的背后

凡举沦陷时期的生活,第一时间让人想到的无非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数字,诸如广为流传的“十六万元只能买171粒米”的说法,予人“民不聊生、物价腾贵”的印象。

从数目字上看,这些极端情形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疯狂”的物价之下,沦陷时期上海的人口非但没有出现异常的大规模减员,反而在经过当局1942年两次大规模遣返和疏散后,租界人口不减反增至峰值的近300万。沦陷时期几次迎来送往家乡的亲故,颜滨在1942年底的一则日记里不由得感叹,“我庆幸着自身的命运,在这样烽火连天满目荒凉的时代中,仍能足衣足食,狩猎季节,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由于该时期市面的币种繁杂及币值的频繁变动给统计带来的困难,宏观数据往往难以勾勒出经济走向的清晰轮廓。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的著作《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19421945年间上海的银行存款总额持续上升。那么,微观的市民个体“经济账”或能提供另一个版本的观察切口。

颜滨日记对于米粮价格的涨跌,都有详尽记录。米价从1942年3月的160元/石涨至1944年2月的30000元/石,两年间翻了20倍。期间,他的工资也从109元法币/月(折中储券54.5元)涨至500元中储券/月,翻了近十倍,尚能勉强抵消物价上涨。但每石大米从3万元涨到16万,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1944年12月底至日降前),他所在的元泰五金号才不得不关闭了位于北京路上的分号,遣散了部分员工。

汪伪政权的“新经济政策”以维持粮、米、纱等基本物资与币值之间的平衡为纲,而颜滨日记勾勒的这幅微观曲线图,倒是贴合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对于战时经济的重新分期:1937-1938年11月是“制造混乱时期”,日本军方通过发行军票等强制手段掠夺战前的经济发展成果;第二阶段是1938年底至1943年 ,日人提出“以战养战”的口号,试图通过人参与其中的“合作政府”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从1944年到日本战败,则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颜滨个人的“经济账”,佐证了直到1944年下半年经济崩溃的预兆到来之前,上海的小职员阶层尚能“足衣足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多样化的个人收入组成。1944年1月3日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1943年的总账目,其中“去岁的薪金4800元,分得红利14000元(号中原定每三年分一次红利,但1943年已是他连续第二年获得分红),另有“其他所得”18000元。这笔额外收入是他先后囤肥皂、囤牛油盘根,后又代购黄金和股票所得,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属“资产性收入”。这样一年开销下来尚盈余11000元,比干挣工资多了两倍不止,也让他有余力赎回战前父亲抵押出去的一栋乡间老宅,只花费了区区440元。

换言之,当时物价飞涨主要是“粮食、棉花、煤”等18类先后列入“统制”范畴的配给品,而房地产并没有成为资产集中配置的资源。在米粮等基础物资供给不足的条件下,汪政权的“新经济政策”试图将币值的不稳定因素导向黄金、证券等金融投资市场。近年美国学者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所做的一项对汪精卫政府上台前后经济政策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溯及了1935年以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被排挤出国民政府时拟定的施政方略:汪、陈两人力倡的“新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与战前宋子文主政的“赤字经济”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们同欲造成一个以沿海工商业反哺内地小农经济、以国有资本参股民营经济的“民族工商业”。只是在货币政策上,你的承诺吉他谱,不同于宋子文试图锚定美元而遭遇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滑铁卢,汪、陈半推半就地上了被动“绑定”战时日本经济的贼船。

不得已的“投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要在币值与货值间试图取得平衡,以抵消予取予求的日本军方的索价,“中储券”发行额的90%以上被正金银行获得,98%被用于军费开支,而且不得不面对一个据估算量级十数倍于“中储券”流通领域的地下黑市的存在。

生铁、钢材等军用物资是最早列入“统制”品类的,自然最紧俏。颜滨所在的元泰五金号得以在沦陷时期维持着北京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两处市面,迟至战争近于尾声,才关停了在北京西路上的一处分号。颜滨的日记可以一瞥其图存之道,尽管“统制”之外的五金交易是明令禁止的,但通过有日人参股其中的洋商居间,经转手倒卖的“统制物资”仍能畅行无阻。有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履行代收第三方货款之责,将一批炉钢板通过丸加洋行,具人商城官网,转卖给了当时的日商中华水电公司。

囤积倒卖生铁、钢材,利大本大,一介小职员只能望而兴叹,“说起最近五金物价飞涨,而我等身在五金界却一无所得,岂非可惜。”而另一类受到“统制”的战略物资如纱布、米粮在黑市大张旗鼓流通,小民逐利其中更需冒生命危险。颜滨受好奇心驱使,尾随过一队贩米者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穿行至徐家汇路,在南洋桥一带日人设下的铁丝网边,是撒下的白花花的米粒和一口口棺材。

在“统制”范围边缘的物品,如肥皂、烟草等生活必需的初等工业品,就在这米珠薪桂的时节成了一般市民争相居奇的首选。市场普遍看空“中储券”的氛围中,安全感的缺失驱使着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倒腾手上的“小本”,唯恐钱烂在手里。靠了1943年底的分红,颜滨还能轻松赎回一栋乡间老宅;只隔了一年,翻倍的红利竟“不足作一袭衣之用。”

颜滨的姐姐和姐夫同样也是自甬来沪谋生,在家中男性劳力失业后,ie收藏夹,只能靠囤积倒卖烟草维持家计。从1942年末到1943年,尚能小本经营,补贴家用。待1944年3月,烟草被列入经品类扩张的“统制商品”名单后,市面价格狂涨竟超过黑市;此间,店铺的租金从2000元扶摇直上达到85000元,这点小本生意“非唯得不到一点利益,反将蚀去原本”。

及至四个月后,股市暴涨,使得市场上资金拆借成本骤然升高。颜滨建议不如“将(烟草)店与房子全数顶出,依当时借款每月利息一成,反而靠抵押固定资产的生息足资补贴家用。据他判断,“目前谁也不能想像到将来币制及物价变化如何,CRB指数(路透商品研究局指数)是否能保持相当的价值?有了房屋、有了店基、有了货存,至少不至于遭到尽数瓦解……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被否定的“出路”

1944年到1945年初股价的节节攀升,在颜滨的日记里留下了一笔笔“随波逐流地托人买进了同丰染织伍佰股”“又向借款两千购股”等的交易记录,流露着像是高烧初愈者的疲乏。在1942年“中储券”面市之初,他在万分纠结中错过了第一笔“投资”后彷徨自问“我素来痛恨囤户,怎可明知故犯,自相矛盾?”时隔三年,在股市、黄金市场里一次次杀进杀出的“投机老手”颜滨,已经不住这恼人的道德敏感,“这能否算投机的余孽或奸商呢?我也有些木然了……”

前方传来的战报似是黎明将近,但深陷于“魔都”日常癫狂的生活中的普通市民,却好像越来越隔膜于即将来临的“胜利”出头之日。在成批的B29轰炸机压过头顶、对日实施毁灭式打击的1945年初夏,颜滨在日记里表现出一反常态的焦躁,一再说“上海确有些住得腻了”“希望有这样一天,能喊出:再见,大上海!”

身为一个离家来沪立业的青年,整个沦陷时期,limingzhiqian,颜滨托庇于同乡老板胡次桥创立的五金号,和一班年龄相仿的伙计受束于号中的两位年长职员——经理舒先生和车先生。胡本人被尊为太先生,这位平日里偶一露面、象征着宗族与同乡领袖的老先生生辰与祭祖之日,也是号中大小人等一年中最忙碌的大日子。而在1942年日占领军在租界内推行保甲制之时,胡太先生也当仁不让地被推为第八区(前法租界)的400余位保长之一。

在小字辈学徒里颇受器重的颜滨,顺理成章代理了“第五甲甲长”之职。直到1944年7月,日记中不时穿插着他履行甲长之责,议定马路治安、灯火管制或是参加防空、警训等诸事的记录,整体上遵循着宗法“结绳而治”的传统。连陶菊隐也不得不承认,“太平洋战争开启后的市面秩序,反倒是好了很多。”

颜滨本人对这些派定给他的事务只能是勉力为之,但对于号中的高级职员与日人的生意往来则甚为反感。有一回被迫卷入与日商的交易,气得他牙根痒痒,在日记里落下一笔,“我要杀尽这一群无耻的商人”。这种义愤与其说源自民族主义情绪,不如说出自职员阶层自我营造的道德清教主义信条,用颜滨的自述就是:“我只凭自己的良心做事,不喜欢迎上、不会拍马,这也许是我最大的缺点,不过我不愿改变我的宗旨,我宁使人家说我不好。”

平日里喜读《万象》《大众》等小资杂志,也以舞文弄笔为志趣的颜滨,一度伙同几个夜间职校里的朋友创办了一本《星火》杂志以自娱。他的这种道德自傲,在“左翼文学”的浸润下有愈加膨胀的趋势。他尝引巴金小说《家》中的高觉慧“做我的模范”,自认“能认清眼前的时局和自己的环境,dscw310,至少目前只能保持孤独的生活”。但独自在生活压力极大的城市求生的现实,又让他每每因为借款等事宜经济上有求于人,而感到自尊受挫,意识到自己的懦弱。

沦陷时期,凡有故交或是身边亲朋去往内地,总能撩起这一班年轻人的郁郁之思,痛感在大上海过安稳日子是“无意识的”。颜滨甚至动过两次“去延安实地考察一下”的心思:一次是在1942年正月里,一位自称“三青团”的人士到访号中,留下一本反抗小册子激发了他的战败意识,让他“心中决计要离开孤岛”,最后因要等“开年店中分红有了盘费”而搁置下来;另一次则是战争末期,从形势看胜利在望之时,他再次动了“到内地去”的心。向身边亲友一番话别,临到了动身前一刻,那位来自内地的革命青年看中他手上一枚戒指,欲索来以充路费,让他顿生警觉,在最后关头扭头回到现实。

战后上海生活成本的高企越来越让人疲于应付之时,对内地不可即的向往与逃离“魔都”的现实之间的区隔已越来越模糊,他甚至从一位女友处借得了《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来读,得出的印象是“完全是盛赞共党的长处,稍一分析,便可知是单方面的见解,情敌大作战,有许多事实不可能,而是虚张之词……看了简直未敢相信”。

从颜滨的日记可以看出,1940年代的上海职员所受的文化影响是复杂的,阶级批判话语与民族主义情感的联姻并没有完全触动他的体己感受。而他日记中所提到的郊游、宴饮、学习、娱乐等大众文化消费行为中参兑着各种杂食性的源头,单单提到具体剧名的观影、看戏记录就不下三四十部,玉珠铉减肥瑜伽视频,近年来已引起叶文心、傅葆石等海外研究者的注意。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经济模式巨变,颜滨从二十岁起习惯了的锱铢必较的过活好像突然变得举足无措。从已出版的书中所收的部分1949年后日记残章里,后人约略可以猜测作者在新时期的生活不甚如意,甚至一度沉溺于赌博,曾经的个人坚持也几被岁月消耗殆尽,只剩偶尔懊悔错失了此前那位曾经飨以“红书”、提点他“进步”的女友,好像是过去的生活指引给他的“另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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