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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播撒教育革命的种子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7-12-24    编辑:dede58.com

 

《盗火者:教育革命静悄悄》一书,上辑曰“观火”,讲的是十余个教育改革践行者的故事。对我而言,并非“隔岸观火”,而是时时感同身受。我既曾是那读着《我选我》《爱迪生救妈妈》等课文的小学生,又是那些面目表情呆滞、整日埋首题海的应试者中的一名;我既从我的硕导那里体会过80年代大学校园的意气飞扬,而后又不幸亲历权力学术和“学术的平庸化”。十年来,这本书中所提及的一些人、事,一面在我生活的不远处,遥遥切切地进行,一面通过朋友,令我耳濡目染,有时静悄悄地给我鼓励。

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或清醒而力行,如重审语文教育、办“越读馆”的郭初阳,“麻辣教师”蔡朝阳;或以“夹着夸张的热情”,引起的关注和反思,如每天在校门口给学生鞠躬的李庆明,他们像是《史记》里的奇侠异人。其中也有不少人,结局是黯然地离开、留给我们无奈的背影——正如书名“盗火者”想要传递的意蕴,他们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黑暗的人间盗得天火,却被永远绑缚崖间,承受苦痛。我对“盗火者”这一意象不敢妄赞,正如对“蜡烛”和“春蚕”的比喻有所保留一样。“盗火者”的书名把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塑造成了悲壮的殉道者;可是,他们既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又多年来努力践行、对抗着无望,他们撑开可能的空间、播下一粒粒种子,不管是武大“蔡元培”刘道玉,还是马小平,在我看来并不悲壮,反而他们皆有所实现和完成,“做了想做的事”。

书中所讲述的教育故事,从幼童启蒙到成人的职业教育,都有谈及;既有对中学应试教育的批判,又兼有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正如梁罗兴在“后记”中写的,“是一个人从幼儿到公民的成长过程,也是一国城乡差异发展的真实写照”。

我最喜爱的,是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故事。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匠人是被轻视的,我们推崇的是高蹈的“道”。比如在美国留学专攻建筑学的梁思成就曾写信给他的父亲梁启超说,他担心自己有变成匠人的危险。而梁林二人抛弃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以研究建筑史为志业,遇战乱清贫而不移,未始不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理念支撑。2003年,在以徽派建筑、家具、木雕、刻板闻名的安徽休宁县,创办了一所木工职业学校,招收诚信的农家子弟入学,毕业时授予“匠士”学位。在博士学位都已量贩化的今日,这个学位体制之外的“匠士”既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肃然起敬。一斧一凿所锻炼的认真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态度(正是今日陷入虚无主义的我们最为缺少的),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匠士”称号所体现的自强自尊,足以开启平实幸福的人生——这真是本书中最给人希望的一个故事!

大学的教育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话题。今日,大学教育之弊病丛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受教育者身上本就积十多年应试教育之弊,于是,在1977届大学生、诗人、大学教师王小妮的眼中,他们“困惑、迷茫、贫乏和冷漠,12年的应试教育把他们压成扁平状,他们精明、现实、患得患失、缺乏常识,他们自私、褊狭、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日益严峻的就业前景让他们压抑了梦想,无法‘立’,更谈不上‘四面张望’……”

我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作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我读到这段话,立刻想起一个个真实的面庞,想起自己一次次患得患失的经验,想起走了很多路才在内心建立起一点点确定和依凭,祛除掉一点点焦虑和恐惧的历程。王小妮还说,“他们眼下最想要的是怎样就业,怎样顺利轻松地融入,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一句话,理想缺失。而钱理群先生认为现在大学弥漫着两种思潮:“一种是实用主义,只相信实用和实利;另一种就是虚无主义。”也是极准的观察和极深的思考,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今天的学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近日在网上流行的一封美国教授给申请者的拒信几乎是钱先生所述故事的“后传”:的大学生在得到钱先生这样有名望的教授的推荐信后,成功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负笈留学攻读博士,可到了第三年,一俟得到硕士学位,便立刻去找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放弃了曾经允诺和声称的学术热情与“理想”,也违背了一份契约;并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契约的另一方——为他们的学业付出过无数时间精力的导师。这样的事,发生之普遍、人数之众,使不少美国教授拒绝再信任学生。

在我的身边,这个故事中的桥段我分别听说过。每次听说,我都报以深深的同情理解——“你由此知道,我们所来自的那个世界、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正是它的‘教育’,在我们的行为、心理上,刻下了难以消磨的‘恐惧’的烙印”,我在心里对人们说。比之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王小妮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太过现实;对照教育的理想之境——“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与个性发展,从而达到普遍的进步”(书中杨东平与“盗火者”的对话),钱理群、陈丹青等一众有识之士认为现在教育出来的学生太急功近利。诚然,教育的这一核心价值是激动人心的,有勇气并努力去打破庸常、践行理想的教师、行动者尤令人尊敬。但我对“现实”和“理性”二者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暧昧,追逐理想固然可敬佩,求实利也无可厚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胜鲁班木工学校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强调的当下努力、诚实勤劳的态度,正如他们在本已疮痍的乡土闯出的新路,格外振奋人心。

关于教育改革的实践,杜郎口中学上课时的火热场面,即便放诸欧美课堂也不多见。如冉云飞在“序言”中说的,我们的文化本不鼓励人积极发言,总说“言多必失”、“沉默是金”。此处再添一例证,《论语》中,对于课堂上第一个发言的子路同学,人们对他的评价是“率尔”,就连老师孔子也表示“哂之”。欧美的课堂以学生为重,老师不过是激发者甚至只是穿针引线者,的老师因为担负着“传道”的重任,自然成为课堂上绝对的权威和中心。在离孔子家乡不远的杜郎口中学,蔚为壮观的教学场面简直改变了人的文化基因。不过这个全书中最为成功的案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的教育改革中,主事者的个人好恶、决定、观念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改革的推行也往往不由分说,带有强烈的权力色彩。

但刘道玉的故事是个例外。书中所描写的80年代的武汉大学,仍令今天的我向往不已: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论文答辩时,可以和评审委员辩论;学分制,可以转专业;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有400个社团可以参加……刘道玉有着很清晰的自觉:“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以学生和教师为重——他们不再是被行政管制的对象,而是一个个自主、丰富的个体。这个故事令人久久难忘,因为平等、独立、自由之精神于焉熠熠生辉;故事的主角不只是一二主事者,而是整个自由的大学校园和活跃于此的人们。

而书中讲述的南科大的改革看似是一个最终被迫关闭希望的故事,但故事中的蛛丝马迹让人有理由相信播下去的种子将会绵延,轻轻点燃的火流动不熄。2010年在曾经的改革前沿深圳,由深圳市出资兴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始宣布自主招生,校长朱清时认为,自授文凭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唯有这样才能让大学为自己的教育负责,才能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得到认可,“一旦这样,你的文凭有没有盖教育部的大章,其实并不重要”。2011年,南科大首次通过笔试和面试的形式,自主招生录取了45名高二学生入学。美国最具影响力的Science (《科学》)杂志甚至发表了这张45名学生的合照,称他们为“Young Pioneer(年轻的先行者)”——多么引人憧憬的开端!三年来,南科大一路艰难地前行,不断抗争、妥协……2014年,南科大第一届学生毕业,朱清时也被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铭接替了党委书记职位。看上去,又一处火苗被扑灭了,但三年前南科大学生一封朴素的公开信给我们以希望,信中说:“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精神上做出努力”,“有同学梦想成为的爱因斯坦,老师会提供你需要的书籍,这种学习方式激发的是学生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主动思考的动力”……我们知道,一切并没有结束。

《盗火者》下辑是采访录,被访者包括推动、赞同教育改革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这些采访录是十分及时的报道,事情发展的动态一般都已追踪到本年(2014年)。因是访谈,故保留了新鲜、真实的口述。不少对现状的犀利剖析竟每每得见,有时即便对人事也不讳言。尤其第一篇对杨东平的访谈颇为精彩,比如杨分析在农村的“撤点并校”,认为“很多地方把撤并学校作为撤县建市、拉高城市化率的一种工具”,真是见微知著。而他在对话中所体现的理性、建设的态度则更为可贵。

钱理群先生那段“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述广为人知,钱先生在访谈中谈及缘由,让我对这一说法有了真实的理解。

书中丹青先生的文字最好看,但他看上去又最痛苦无奈。他的痛苦在于,他既藉由书画文字的世界深深识得我族文化的优美,必然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去菁存芜”的现实痛心疾首——我们文化中好的方面不断被毁坏,其中的糟粕却和主义结合、持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恶。在陈丹青文中,他把教育放到文化脉络中去谈论,对教育颓堕的绝望背后,是对整个文化败落的隐忧——这又不仅是丹青先生一人的忧心,也是书中所有先行者和本书读者所忧心和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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