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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花:无名的战争和无名的士兵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8-01-09    编辑:dede58.com

 

“有时,透过第一缕晨光,你会发现山谷间的云铺天盖地,而南瓜山则像藏于一片雾海中的岛上城堡——像是这世间独有的地方,又好似全然超脱世俗之境。那个时刻蕴含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存在于我们战友之间的紧密联结,还有一种无法听清的声音。现在我明白,那种声音就是死亡的可能。”

这个饱含着诗意又浸透着残酷青春色泽的地方叫南瓜山,是马蒂·弗里德曼在他的非虚构作品《南瓜花:士兵的故事》里描绘的。不过这不是脑海里构筑的一个幻境,而是真实存在过,如今却被遗忘的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以色列军事前哨。“南瓜山”地处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1990年代,南瓜山被以色列军视为军事安全区。一群以色列的年轻士兵被国家和命运抛掷在此,并为这一系列如今看来无意义的小型战斗贡献自己的生命。

19岁的弗里德曼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参加了这些连名字都没有的连续冲突和战斗。故事开篇以“士兵阿维”的视角,叙述了从1994年开始发生在南瓜山上的一系列事件:南瓜山事件、猎鹰事件、撞机事件。而后来作者回过头反省,发现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战争,连结着以色列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与2006年的第二次战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后中东形势和格局。

《南瓜花》入选非虚构领域重磅奖项加拿大泰勒奖,并荣膺2016年美国亚马逊全品种十佳图书。马蒂·弗里德曼,这位犹太裔作家具有着多重身份,加拿大出生,17岁高中毕业后移民以色列,定居耶路撒冷。2013年,荣膺美国文学协会Sophie Brody文学奖;2014年荣膺Sami Rohr犹太文学奖,作品已被翻译为超过10种语言。

无人问津的青春

黎巴嫩战争的起因,总体说来,仍是巴以冲突的延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向以色列发动多次边境突袭。70年代,巴解总部和游击队进驻黎巴嫩,后来又直接介入黎巴嫩伊斯兰势力和亲以的基督教势力之间的内战,并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地区,建立“国中之国”。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几年后(1985年)又被迫撤军,但仍在与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保留一条8至10公里的“安全地带”,以色列部队仍在那里继续留守了15年。

南瓜山上这些以色列士兵们的对手,并非他们之前想的巴勒斯坦人,而是当地的什叶派教徒、黎巴嫩的激进反以组织真主党,目前是最大的政党,由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资助并训练。真主党的兴起,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黎巴嫩的宗教、文化、政治问题极其复杂,几十个政党林立,穆斯林与基督徒纷争不断。

1994年10月的一天,真主党精心策划了一场“媒体战争”,也就是“南瓜山事件”,让一段虚假的南瓜哨被以军弃守的影像传遍中东,当然包括以色列。电视播放的画面成为真正的对抗武器,真主党的战斗者和以色列的前哨士兵,都变成这段影像的演员。以色列陷入惶恐之境,军队整肃军纪,开除违纪军官和士兵,又把一批新的年轻人送上前哨。

荒诞的是,这群以色列士兵是通过敌人的策略才第一次被祖国注意到,并且被粗暴地冠以“耻辱”、“懦夫”之名。

这群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命运,自然不会被记入史册,也没人关心这个小群体的生死存亡。但是战争并不会因为无名而变得轻飘,它对于个人来说同样是泰山压顶的残酷,因为小小的选择即关乎生死。现在已届不惑之年的作者,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那种惧怕,这种情愫似乎是穿越着时光而来的。“当我年岁渐长成为父母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看到的很不一样了。我开始意识到生与死的问题就在瞬息的选择之间,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是坐上这架还是那架直升机,是在这个分队还是那个分队,全都体现在很细微的差别和很小的选择上”。

作者以冷静的笔触,剥离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战争神圣”的宏大主题,裸露出士兵们生活的底色。在那里,真实的生活就是荒诞的,并非写作者有意地调侃。他还原了在南瓜山上这些士兵的真实处境和生活,无聊、残酷、迷惘,找不到任何方向和意义。他们的大部分日子在洗碗、擦枪、等待炮轰结束,以及轮班岗、爬进睡袋里睡觉、等黎明到来这些事情里消磨,日复一日。

年轻的阿维曾经就像老舍笔下年轻时的祥子那样,年轻、健康、单纯。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受骗了,体制的束缚、乏味的军队生活,这一切都在阻止人的思考,而他就是玩偶中的一员。他决定反抗,他的反抗同样表现在一系列无意义的行动中,在准备餐桌时,把餐具反着放,在射击训练的时候故意脱靶。

战争总是打着理性的旗帜,最后走向非理性的深渊。

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也同样描绘了一座类似的“南瓜山”。二战时,美国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皮亚诺扎”岛上,怀抱着一腔对战争的热忱而来的士兵尤索林,在目睹了一系列荒诞、疯狂、残酷的景象后,变得玩世不恭,以种种反常的举动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唯一的理想就是能活着回家。

活着是最大的正义。这种对于生存的极大渴求,在那个年代,在士兵们的心中高于以色列盛行的神圣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血腥屠杀,对于在欧洲的犹太民族进行种族清洗,残忍手段令人发指,总共有600万犹太人失去生命。因此,这种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民粹运动,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达到高潮。

但是,南瓜山上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负重前进。“在我看来,前哨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本·古里安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只不过是街名。”弗里德曼在书中这样写道。

死亡和诗意

南瓜山上年轻士兵的青春,无关于细小情绪的纠结,也没有饱胀的信仰和激情。他们要直面的是生的荒诞和死的漠然。“没干掉你的,让你变得更坚强;干掉你的,让你妈妈变得更坚强。”这是士兵们在极端情形下开的残忍的玩笑。

还不到21岁的阿维,“已目睹过如此多的暴力,如此多的盲目的惨剧”,“眼睁睁看到那么多人的梦想破灭,年轻的生命突然之间被夺走,毫无警告,也毫无征兆”。

以色列士兵有在执行任务前拍集体照的传统,每位战士的头部周围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让报社的人更清楚辨认人脸,“他们拿到照片,会用红笔把死去的人圈起来。”弗里德曼在书中冷冷地记述。

为了避开路边敌方布置的临时爆炸系统,直升机离开南瓜山时发生相撞坠毁,73名士兵成了被上帝不经意间划去的符号。猎鹰事件和直升机坠毁后剩下的士兵,在9个月的时间内,眼看着连队三分之一的战友死亡。“谁都知道在黎巴嫩发生的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但他们失去的那些人,却在战争中真正地失去了。”

由此带来的是人伦的撕裂,这些年轻人的母亲,在奏国歌和升国旗的庄严肃穆的场景中伫立,永久的丧子的悲痛混杂其间。弗里德曼将个人话语和家国话语,在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场景中交织到一起。

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各方力量的促进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会面后签订了“奥斯陆协议”。9月13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在士兵们服役的1994年10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总理拉宾,以表彰他们为中东和平做出的贡献。这种种迹象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烛照过士兵们的和平梦。

两年后,宣言“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的震撼”的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协议被无限期搁浅,巴以开始武装对抗。

这段反常的历史中,年轻人也曾竭力维持人类寻常的快乐和寻找存在的意义。“我感觉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在坠落。我知道的所有的事物都在无情地转变,生活的道义与原则无一不在坍塌崩溃。我需要找到一种能让我继续生活的意义。否则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有任何办法走下去”。

不同于随身携带《古兰经》的真主党游击队,南瓜哨上的年轻人爱读书、爱思考,喜欢莱昂纳多·科恩和爱伦坡的诗歌、喜爱小说《来日方长》和《天使拉吉尔之书》,也热衷U2乐团和后街男孩,爱世俗的烟火气。人性本来所需求的爱和欲,在枯燥乏味的年代更加极致地被放大。

1998年世界杯期间,部队要专门调整轮岗名单,好尽量让每个战士都能看到想看的比赛。弗里德曼和这些年轻人的重要爱好之一,是看哨所电视机里的西班牙犹太美人娜塔莉,裸露镜头对于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女兵变得像独角兽一样稀有,制服下狂的粉色和红色、洗发水的香味能复苏他们所有的感官。

士兵们在前哨给远方的姑娘们写信,然后被装甲车轰隆隆带走。“爱是你所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一旦你找到了爱,其他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阿维在给女友斯玛达的信中,他反思出理智在南瓜山上会带来更多人性里的痛苦,因此,想要坠入爱河,想要失去理智,想要从这些无休无止的思考中解脱出来。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曾在《希望》一文里引用裴多菲的诗句,这句话放在战争中或许更为贴切。1996年6月的“猎鹰事件”开出了五朵“夹竹桃”,让阿维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和紧迫。在退役的前几个月,他满怀欢欣,急不可待。“我要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燃烧生命”,“我要尝试一切,以急如星火的态度生活,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生死难料。”信中如今还历历可见这些字迹。

但不久,阿维在那次坠机中遇难,带着他未完成的远方,爱尔兰、阿拉斯加和整个世界。

被遗忘的结局

作为渺小的被裹挟的个体,面对命运和战争的荒诞,冷漠亦是一种对抗。当直升机坠毁之后,参加完每一位战友葬礼的士兵哈雷尔,在面对媒体提问排里除他以外所有战士都遇难了,该如何回到战场时,他答,“坐汽车”。更多的士兵还将继续这种冷漠,直到撤军。

正是这次导致73人死亡的坠机事故,带来了人们对南瓜山上这个群体的重视,也成为后来撤军的一个重要因素。4年后,弗里德曼以士兵的身份被派往南瓜山。执行着和阿维同样的任务,面对同样的情景,就像是在平行时空的两个人,他开始反思:本来这种部署是想让游击队远离边境,但在坠机事件后,安全区葬送的人可能比它拯救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我们可以通过撤军来解决问题;军队也许错了呢?

撤军后来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正确决定,因为减少了人员的暴露数量,也就减少了被攻击的目标,减少了这些无意义的伤亡。尽管这些对于真主党的袭击意图来说,显然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并不会改变想法,去作出和平的妥协。

撤军令是2000年5月下达的,这算是当时的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顺应民意的举动,弗里德曼的兵役也随之结束。国家没有给南瓜山的战士授予任何勋章,因为没有任何胜利可言,在前人先辈们耀眼的荣誉照射下,这群士兵牺牲掉的生命和青春不值一提。

20岁的马蒂·弗里德曼在沙漠上。

其实,在呼吁撤军的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四母运动”,而不是任何当权派。亲情与血缘远比家国更会对于士兵们的死亡感到切肤之痛。布鲁丽亚是73位死难者其中一位的母亲,联合了其他几位士兵的母亲,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最后取得了成功。

弗里德曼再回过头来看,前哨的生活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生活态度——对意识形态极其厌恶,只思考末微的实际,对于战争爆炸习以为常,对复杂的政治潮流视而不见,一头扎进个人生活的筑造里,在狭隘的危险处境中获取最大的快乐,这些力量构成了以色列前进的动力。

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漫天口号之地,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口号——“我们至此国土,是为建设之,亦为重建自己”,这些也不再成为信仰和真理。求生存的韧性压倒一切,对于普通人,活着已然不易,历史的沉重让人们不愿意回头再想。

2006年,真主党在以色列境内袭击了一支边境巡逻队,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交战。而在炮轰结束的第二天,城镇里人来人往,新开的咖啡馆和餐厅照样维持营生,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美国著名作家蒂姆·奥布莱恩,曾经同样作为步兵在越南服役,亲历越战的他在《士兵的重负》中不无痛心地写道:“最终,面对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除了‘噢’以外,我们无话可说。”

若干年后,作者弗里德曼以加拿大游客的身份再次前往黎巴嫩,可是一切被抹平,不留任何痕迹。没有看到人们对他们的经历做出任何反思,也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连南瓜山这种地方的真实性,也开始变得让人怀疑。那不过是年轻时经历的无法解释的事情之一。

“曾经有一段时期,这座山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然而仿佛连敌人也明白,现在的它毫无价值可言。这似乎是士兵们可以获得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训。”弗里德曼写道。

但是历史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比如,被爆炸的强光照射过的士兵,回归平民后的后半生始终接受不了照相,因为害怕闪光;比如,南瓜山沿路的混凝土板上,现在还可以看到过去士兵涂写的希伯来文字:

“阿里耶,结婚的时候要请我们喝喜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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