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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械工程学院研究生 辛亥之变:政权鼎革时代的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8-02-05    编辑:dede58.com

 

历史上,1911年辛亥,是一个大变之年。在后人看来,辛亥年间的变,既是客客气气在谈判桌上送走三跪九叩首的皇权帝制,也是欢天喜地迎来议会、选举等西潮舶来品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南方的革命党人与北方的旧式军阀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可以坐下来为总统宝座的人选达成交易。然而,身处辛亥大变之年的各阶层人士,当怎样看待发生在身边的物换星移?他们的日常生活是翻江倒海,还是波澜不惊?他们又当如何在新到来的共和时代安身立命?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新近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一书,透过近百部私人日记,重建了民国成立前后波光诡谲的历史倒影。

如作者所言,晚近以来的史学受学院化生产制约,说理之成分盖过叙事。因此,该书也有意打破传统史论的八股格式,以三个章节统摄全书,每个章节通过日记中呈现出的不同人物的行为、感观,池州列车时刻表,呈现出历史之复杂与不可言说的一面。

山雨欲来的多事之秋

书的开篇从天象讲起。辛亥年一整年间的天象变幻多端,令人难以揣测,预示着动荡时局的天人感应。年初,京城天降大雪。银装素裹的世界,令时任宪政编查馆科员的许宝蘅、翰林院学士恽毓鼎等京城官员,预感到非同寻常的异样。甚至素有传播西学之美名的严复,在辛亥年间居然开始笃信占卜问卦,预示着这一年将要发生的无尽变数。

托克维尔曾言,对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辛亥年初,各种新政措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不少新政的具体措施名曰“趋新”,而实际不仅打了不少折扣,也遇到相当的阻力。1911年5月8日,内阁成立。除了军机处、会议政务处等机构被裁撤外,六部之一的礼部也被裁撤,保留下来的部分职能并归其他各部。礼部尚书荣庆也难得悠闲。

与此同时,尽管清政府设置了不少筹措新政的机构,新任命了各等官员,67.220.91.17,但多为现任王公大臣与封疆大吏所兼任,事情做不了,薪俸不少拿。能办事的,只有汪荣宝、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几位穿梭于各衙门之间的下品官吏。如此人员配备,二十四小时黄金价格,所能推动之事自然有限。而恽毓鼎、张謇、严修等一批有威望之长者或处于对皇族内阁的不满,四川卫生人才考试网,或失意于戊戌变革之官场,此时冷眼看时局,避世不遁世,隐然开始成为宣统朝廷的一股离心力。

在呈现出清末新政时期一批徘徊在仕途与乡绅之间的年长者的世相后,作者笔锋一转,聚焦朱峙三、吴宓、叶绍钧等一批清末学堂学生,揭示出他们因科举道路的日益狭窄而对学业日渐失望之情。在变动的时局下,他们耳闻目睹内忧外患的时事,开始对现状强烈不满。革命党人在各地的零星起义与暗杀活动,是学生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已不再安于象牙塔里寻章摘句的学问,而是通过办报刊、鼓吹革命言论等方式探寻强国之路。

对于家国命运的探讨,学生内部不乏意见分歧。激进与持重的意见差异,在私下交流和团体活动中日趋明显。在社会各群体日渐分崩离析之时,组织国会请愿运动而被清政府发配新疆的秀才温世霖,在发配途中居然被各地官员奉为上宾,似乎暗示着朝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

风暴中的弄潮者与观望者

清季晚期,西方列强纷纷利用不平等条约,在投资铺设铁路。甲午战后,民营资本获准进入铁路领域。一时间,外资、内资争相建设铁路,由此导致各地自行其是、五花八门的铁路建设。地方自治的实行,不仅使人们的地域意识逐渐凸显,也刺激了各地区此疆彼界的利益纷争。

尽管,清政府主张将各自为政的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从有利于统一以及国防建设之角度而言大体不差,但殊为不合时宜,也为已经将大部分集资募股而来的款项挥霍一空的川路公司,提供了转嫁危机的可乘之机。彼时川路公司为了募股,将为数众多的平头百姓拉入民间集资行列。如此广泛参与的中下层民众,尽管不乏牟利之饥渴,但却如股市上广大散户一般缺乏投资风险意识。

他们所参之股,是在银贵钱贱和苛捐杂税之双重压力之下挤压出的血汗钱。因此,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在作者看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在民众看来是犯了与民争利之大忌,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引发了星火燎原的保路风潮。尽管武昌起义带有极大的突发性,各地反清组织仓促上阵,在组织与协调方面相当欠缺,但众叛亲离的清政府已经全面破产,无法与各地民间反清力量相抗衡,只能寻求体面下台。

10月10日,武昌炮响,革命党人揭竿而起。在随之而来的风起云涌中,各色人物展现出多样的行为活动。通过对《郑孝胥日记》《许宝蘅日记》《汪荣宝日记》等文献的细读,作者试图进入清末士绅官吏与学生辈的内心世界。

郑孝胥自视甚高,但在仕途上却长期不得实权,直至辛亥年间方授湖南布政使一职,难有施展才华之机。上任不久,起义的爆发使其满腔抱负化为乌有,91pron,对于朝廷和造反者两方都心怀怨恨。尽管他希望在朝廷与革命党之间做调停人,但双方均不讨好。革命党斥其为维护满清皇权的汉奸,而朝廷也因其未返回任所而解除其职位。

在内阁任职的许宝蘅,眼见京师将要陷入动荡,但他本人则由动荡初期的忧心忡忡逐渐转为平静,甚至在每日公务之余看戏、看电影、下棋。汪荣宝则在此期间着力于宪法草案的拟定等事务。恽毓鼎尽管已经辞去官职,且对皇族权贵的自私贪鄙、萎靡不振大失所望,但他仍然密切关注四川、湖北等地的保路风潮与武昌事变,并为了挽救清王朝而积极奔走,谋求保京畿之策略。

叶昌炽、黄沅等官员或闭塞耳目,坚信清廷必胜,或对张之洞等清末新政的倡导者极端不满,认为今日革命党之风靡实由张之洞所倡导的新政孕育而出。面对前途与形势的不明朗,叶绍钧、王伯祥、顾颉刚等士子学生们则议论纷纷,既相互之间自我勉励,探讨个人力所能及的于乱世中挽救世道人心之办法,又寄希望于一个强权英雄的横空出世。

跨入共和的芸芸众生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南方革命者与北方朝廷一时间处于对峙状态。各色人物或赞成共和,或倒向帝制,或游走于两派权贵之间。作者注意到向来关乎正统的历法,从遗老、旧官员、学生等各色人物在日记中采取的纪年形式,可以看出其在新旧主子之间亲疏向背的态度。

朱峙三、吴宓等学生辈在此期间无不积极应对时局之变。他们或奔走于地方参议会,或在学业之余继续关注时局,并伺机谋取进入政界之机会。而骤然进入民国,最难适应的人群还是前朝大小官员。作者揭示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尴尬与挣扎。一方面,清帝逊位后仍然受到民国政府的礼遇,各种衙门机构也暂时维持,不少官员名义上仍然是前朝臣子。另一方面,自顾不暇的清王室不可能安顿所有昔日旧臣,大多数官员已经不可能继续赖以为生,这意味着他们就算内心不赞成共和,也必须在民国政府之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尽管,如徐世昌之流一度受到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的拉拢,但也难掩其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坚决不与民国人为伍,口口声声与民国为敌的郑孝胥,之所以将自己牢牢绑在前朝沉舟之上,也与其个人抱负不无关系。尽管郑孝胥本人与清王室关系并不深,但他深谙彼时清王室受到的优待,民国政府与逊清王室的关系也并非敌对。通过标榜遗老身份,白城新闻,食新朝之俸禄,甚至晋升高官,或许是他内心的打算。恽毓鼎则在此期间,利用民初的结社自由,积极组织各类名目繁多的团体。然而各种杂事缠身,会议太多,也令他好不烦恼,认为自己“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不知所做何事。”

书末,作者画龙点睛地指出,尽管辛亥年间,这些政见各异的名士闻人对革命的态度不同,但都不得不设法努力进入共和的新时代。然而,他们对新政权的满意度却甚低,以致不少人面对一味趋新革旧与纷乱时局,时常有不如前朝的慨叹。

全书主要依据亲历者日记而成。日记简繁有别,作者对其心路历程的展现大约与亲历者本人的活动相配,由此导致不同人物在同一章节中的篇幅差异十分明显。此外,对有些人物的叙述,首都高速之窗,有流水账之嫌。部分章节中抄录日记原文甚多。原文与作者评论叙事混在一起,不易分辨。

尽管如此,此书仍颇具启发意义。在视角上,它提供了更多对个体外在行为及内心活动的深度描述与还原,丰富了历史细节。尤其是对郑孝胥、恽毓鼎等久居官场之人内心世界的分析,十分老到。这些分析,并非简单地复述材料或者对某种西学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饱含着作者本人的阅历,以及治史多年的感悟心得。鼎革之际,各色人等之彷徨、不安、摇摆与期待,在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历史并非二元论般黑白鲜明,而是夹杂在众多新与旧、迎与拒、变与不变的碰撞撕扯之中。

可以想见,尽管此书中暗藏作者多年治学的灵光与随感,但作为一种形而下的研究套路,颇不易被以生产学院论文为生的史学工作者模仿。

另一位史学名家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在许多场合劝诫晚辈后进慎入思想史领域,实乃治思想史多年的罗教授深谙解析人物内心世界的不易,以及打通人物思想与文化背景所需之强大功力。然而,此书以别具一格的深度叙事风格提醒我们,在现代知识生产体制一尊独大的背后,史学的初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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